影子与光:专访东山彰良《我杀的人与杀我的人》

#Q快生活 作者: 访问:160

影子与光:专访东山彰良《我杀的人与杀我的人》

儘管早在2010年便以《强尼兔之教父本色》进入台湾书市,但东山彰良真正获得台湾大众的瞩目,还要等到2016年《流》中译本的出版。而在《流》出版的三年后,台湾的读者们才又等到了《我杀的人与杀我的人》。

《我杀的人与杀我的人》与《流》不仅在书名上有着强烈的对比,它们的气氛也有着明显的落差。书腰上写着「如果《流》是光,那幺《我杀的人与杀我的人》就是影」。确实,在《我杀的人与杀我的人》(以下简称《我杀的人》)中,主角群之一成年后在美国变成恐怖的连环杀手。是什幺让他走上了这样的道路,正是本书中的关键提问。而又是什幺契机,让东山彰良想要写这样一个故事呢?

「我之前写完《流》之后,觉得还想以台湾为背景写小说。因为《流》是我父亲的故事,那我想写一本我自己编出来的故事,想写一个相反的故事。」东山彰良说。那怎幺样写的相反?「我想说,在《我杀的人》里面,不要让它发生任何奇蹟。就是少年们的三十年后,有人在美国杀了人。而且连续杀了七个。这是一个不可能有奇蹟的状况了。」东山说,他觉得连续杀人放在台湾和现实好像有点不太符合,但放在美国好像就能说得通。加上台湾人其实蛮容易有亲朋好友在美国──话说回来,『许多人在美国有亲友』这件事对日本人来说是难以想像的,但台湾因为历史因素的关係,几乎家家户户都可能有这样的连结──因此写起来,会是一个日本人觉得有意思,而台湾人不觉得突兀的故事吧。

在访谈之中,感觉东山彰良相当在意台湾读者对小说的接受度。他说,他在写《流》之前,「对于是否能将小说写得有说服力,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。」但《流》的评价出乎意料的好,不是吗?「但是给日本读者看的东西,台湾读者并不见得有同样的感受。所以很担心台湾读者的感觉。」桌子对面,温文儒雅的东山彰良很认真地烦恼着。而因为《流》的成功,使得东山彰良在写作《我杀的人》的时候,意识到了作品被翻成中文的可能。「所以会去思考在翻译之后台湾的读者看起来会不会有点奇奇怪怪的,会比写第一本的时候更注意。但是难免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。」东山彰良苦笑着说。

「比如说八零年代的流行文化,像霹雳舞。我实际上自己在西门町玩的时候,没有看过人在街头上跳霹雳舞。可是我看一些资料,说台湾的八零年代很流行霹雳舞。然后大家在街头上跳舞啦怎样怎样。不是我的实际体验,从资料学来的。所以这样子的话,很可能大家看,这个部分会觉得就是说我们也没看过啊。」确实,这部份是有点奇怪。但比起「没有在街头上看过霹雳舞」,大部分的读者可能更好奇霹雳舞是什幺吧?

但另一方面,东山彰良对于地景的描绘可说相当精细。比如《我杀的人》中的大马路,明显是中华路,而小说中的麵包店,则对于就读当地国中出身的我来说,明显可辨别出是今日仍然屹立的风月堂。这样一说,东山腼腆地笑了。这幺详细的地景描写,源自于东山彰良断断续续的台湾经验。包括在台湾读小二,以及暑假和过年时频繁地回到台湾。回来时,就住在外祖父位于小南门的家。「所以我的回忆中,台湾跟我的暑假的那种期待感、好像要发生什幺事情的感觉连结在一起。」这也是为何东山目前作品的年代都集中在七、八零年代的原因。那正是他的青春时代。至于资料与记忆无法攀爬到的地方,那幺靠的就是想像了。

读完《流》和《我杀的人》后,读者最关心的,或许就是东山有没有计画继续书写以台湾为背景的小说。「其实已经写完了,今年9月在文艺春秋要出版。」面对这个问题,东山若无其事地抛出让人惊喜的消息。那是一本短篇连作集,故事的背景是现在,主角是餐馆的九岁小孩子,他和纹身街的纹身师有些相当有趣的交流。「这本会先在网路上连载,目前已在翻译中。」东山说。

我本来想说,按照《流》是1970年代,《我杀的人》是1980年代,下一本或许会是我成长的1990年代呢。唉。对着年代叹气的我,突然想到了一件事:之前东山说《流》是父亲王璇的故事,但王璇生活在台湾的时代应该是更早以前吧?

「啊,是的。」面对这个问题,东山彰良显得非常从容。「我父亲是1950到1960年代在台湾长大。我现在其实正在写这个年代的作品。」这是一个当时与现代两个故事并行的双线叙事作品,两个事件之间有着巧妙的关联。

⋯⋯就是要跳过我的1990年代不写就对了吧。